苏州士绅读后感

董其昌这个人人品如何

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

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却屡屡名落孙山，一度以教书谋生。

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也没有从小习书，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文章写得漂亮，理应第一，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而把他降为第二名。

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制艺要求按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同时也要求以乌黑、方正、光洁的楷书书写，是为“台阁体”。

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但还是中规中矩的。

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

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在书法上下功夫。

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别人的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

与元代的书法大家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他却以此起步，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终使书法功夫精进，山水画也入得其门。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

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

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

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

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

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

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

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

　　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

　　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

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

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

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

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

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

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

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

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

”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

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

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

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

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

”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

朝野为之震动。

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

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

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

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

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

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

呜呼

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

……若再容留，决非世界。

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

谨檄。

　　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

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

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

大火彻夜不止。

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

”　　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

”“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　　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

但毛祥麟在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　　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

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

　　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

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

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

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

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

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

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

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

原因呢

按照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

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

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

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

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

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等交谊莫浅：“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

”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

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

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

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著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

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

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

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

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

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

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

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

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

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

　　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

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的势利在于：权势者为了附庸风雅，往往用高雅文化的社会姿态博取儒雅之名，怀柔广大民众，会对所谓的文化名人制定比较宽容的道德标准，有的干脆就以权谋私，许以名人特权，方便自己索拿卡要名人作品；而平民百姓出于对文化名人这些高雅职业者的仰慕心理和盲目崇拜情结，则无形中滋长了这些高雅职业者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追捧，《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

”　　董其昌死后葬于吴县濒临太湖东岸的渔洋湾董氏坟茔。

据《吴县文物》一书记载，董其昌的墓据传有两处：一处规模极小，位于阳家湾，在胥口乡渔洋林场宿舍门口；另一处在渔洋山湾里，墓葬规制很大，石翁仲高三点四米，墓前有石龟、石狮、石马、翁仲及石碑等，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考定，这座墓葬可能是董其昌的真墓。

【游虎丘小记】全文和注释

你就是那平凡的小草，虽不起眼，但也用生命装点了春天。

晚清三杰的介绍

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生平　　曾国藩生於嘉庆16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

他自科举出身，是道光18年（1838年）进士，曾叙任各部侍郎。

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

清末自从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教传工作，但由於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因此传教士、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其中不少地方上不法的无赖地痞）常与民众产生各种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

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

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抗争冲突，亦即教案。

　　当时外国传教士常以办理慈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中国人入教，而育婴堂是传教士经常举办的慈善机构，用以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但这样的举动却常引起民间的怀疑，如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育婴堂而起。

　　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

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

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於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堂身长30米，宽10米，俗称望海楼天主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则搬进了东面的望海楼行宫遗址。

　　事件经过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

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於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

於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

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总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不幸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交涉及影响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然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

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参考资料:　　徐中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出版社，2001）ISBN 962-201-987-0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1998)，ISBN 7-213-01582-6　　曾国藩本人也善於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病逝。

朝廷赠太傅，谥文正。

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著有。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19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於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李圭：），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曾国荃於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处世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於为人处世的家书，目前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夜不出门。

　　评价　　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

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其弟弟有贪污行为。

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作为证明, 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曾在洋务运动中却是有功劳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1]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说过「独服曾文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

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

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

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

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

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

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

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

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

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皆曰“愿尽死力

”，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

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

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

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

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

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

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

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

施耐庵的生平事迹。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小说家。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浒传》的作者。

出生于江代，兴化白驹场人。

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正确性有所争议，也有查无此人之说。

主要是水浒传一书作者素有争议，有一考为该书根本非施耐庵所写，而是罗贯中所写。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将作者写做施耐庵和罗贯中。

李鸿章与曾国藩是什么关系?

李鸿章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可谓师徒关系下面是详细情况————————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李鸿章对其恩师曾国藩的功过是非

李鸿章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