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阿玛尼是什么意思。
解释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一)对思想界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
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
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
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
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
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
’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
’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
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
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
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
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
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
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
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
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
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
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
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1)建筑的弘伟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
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
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
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
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
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
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
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
’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
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
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
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
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
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
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
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
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
’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
’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
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
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中国佛教神仙体系
在佛教里本师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师,琉璃界药师佛世人治病的,这三位佛被我们称为三世佛,弥勒佛。
。
。
。
。
。
接下来是各位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普贤菩萨,。
。
。
。
。
。
在下面是各位罗汉,护法等,就不多说了,在佛还有很多很多的佛菩萨,我所说的这些佛菩萨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的,其实在世间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阿弥陀佛
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敢说敢做,敢作敢当 英文翻译
Hakuna Matata 是的一个单词. -kuna 的意思是 there is(有), hakuna的意思是there is not(没有); matata是problem(烦恼)的复数形式; Hakuna Matata的翻译就是there are no problems(没有烦恼,不要担心),不过,经常被当作No Problem(没问题)的意思. (古老而神奇的非洲谚语:“HAKUNA MATATA”,意思就是“没有烦恼忧虑”。
HAKUNA MATATA--哈库拉.马塔塔,保佑梦想成真的非洲图腾! 很多电影里都出现过. )
上一篇:英文翻译桃花名言
下一篇:西方思想经典导读课后名言翻译